曾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将要一个人去荒岛生活，如果只能选择带一样东西，你会选择带什么？”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高行健先生的《灵山》，因为它是一部心灵的朝圣之旅，为了寻找失落的心灵归宿。

《灵山》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因被误诊为肺癌，以为时日无多，便只身南下，打算回归自然放松心情。他在途中偶然听到关于灵山的说法，便决定要去寻找灵山，但是最终却发现灵山并不存在，所谓灵山不过人们用来求子的顽石。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形势的颠覆，更让知识分子群体感受到由“文化时代”到“经济时代”、由“中心”到“边缘”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过程，这个一直以精英自居、一直以思想与理性影响社会的群体，正在被商业社会中铺天盖地的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取代。于是，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无所依傍者与自由漂浮者，迷茫、失落成为了那个时代精英群体的集体焦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行健先生的《灵山》应运而生，这部构思于1982年、完稿于1989年的作品，正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一种悲悯与关切。

在《灵山》中，作者用细腻散漫、略带抑郁的笔触表现了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人性中最深层的孤独与绝望，虽然整个故事弥漫着阴翳冷淡的气氛，但是故事整体基调却浓而不艳、哀而不伤，甚至充满哲人般的思辨与智慧。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在寻找灵山的尽头遇到一位老者，老者告诉他：“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灵山既在他来的河那边，又在河的这一边；既不在河的那边，也不在河的这边。那么，作者苦苦寻找的灵山究竟在哪里，经过一连串的诘问，作者终于顿悟，灵山不在彼岸，也不在此岸，“我”跋涉千山万水，最终寻找到了“无”。内心觉悟到自由便找到了灵山，内心不觉悟，便永远找不到自由，也找不到灵山。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戴着大框的厚玻璃眼镜，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穿着一件白背心，有的人背后还会背着一把吉他，四处流浪，走到哪儿就把理想带到哪里。那时，崔健正在唱着“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是你却笑我一无所有”，有多少人因为《一块红布》里的唢呐声红过双眼，有多少人用《同桌的你》祭奠青春？八十年代还诞生了很多诗人，他们怀抱着朴素的理想主义，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给放荡不羁的青春增添了一抹自由的色彩。北岛说“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片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东西，虽然他的墓碑有碍瞻仰”；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时候的歌手与诗人正是处在觉悟的年代，因为心灵时刻被自由包裹。 他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生存在曾经以文化为信仰的时代，同时，他们又都是悲惨的，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经济浪潮注定将他们的理想击碎，不是沦为政治的发声筒，就是被社会与现实放逐。

想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的心里很羡慕，至少那个时候，他们可以简单的活着，简单的为热爱的东西倾付全身，哪怕伤痕累累也无所谓，因为在他们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念。即使后来老去了，也可以在寒冷冬日里，聚上三两好友，暖上三两好酒，谈谈曾经的理想和那个不顾一切的自己。反观今日的年轻人，毕业就被现实所缠绕，失去了热情与生机，在本应该绽放青春与活力的年龄却沦为商品时代的牺牲品，不得不说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200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这令他成为首位获得诺奖的中文作家，在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这样评价他的作品：“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他的作品在大陆地区充满争议，以致现在仍然未得到出版的机会，但是他的作品却值得每一个追寻自由、追寻自我的人静心捧读，因为谁拥有自由的心灵，谁就将永远年轻。诚如他在诺奖典礼上说的那样：“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